技术应用新概念：电力／电子／电脑系统的标准规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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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“政绩工程”的一则笑话    副标题第1句的“Law on Law”中的第1个“Law”是“社会法律”，第2个“Law”乃“自然定律”，合起来是“法勿违律”，意思是“法令律条不要违反自然定律”。然而，违反自然定律的不科学法令在人治社会中是常有的。1977年笔者去久违了的核试验基地，那里在1964～1970年间曾是“响彻云霄的凯歌”之圣地，到后方知，文革后期换司令，前支左军长调任基地司令，新官上任求“政绩”，下令“把核爆产生的最危险杀伤因素放射性敌情立即消灭!”军令下来使基地科学家们瞠目结舌。谁能做到这一点，N0bel奖准非他莫属！2 危机本来是机遇——民族尊严与自力更生的政绩工程    副标题第2句有史为证：20世纪中国最大政绩工程莫过于上述“两弹一星”的“59·6”工程，那是典型“严重政治危机”激发下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辉煌产物！    1945年8月上旬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，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。世界进入了核时代。1949年苏联爆炸原子弹后，世界进入了“核冷战时代”。    l950年西方对华实行COCOM禁运加核威慑，中国在《中苏友好条约》下纳入苏联核保护伞。1955年党中央决定在《中苏国防技术合作协议》框架下搞原子弹。1959年苏共改变政策，从与中国的核合作转向与美国谈判禁止核试验；终止了对中国的核援助，撤走专家，封锁技术。在西方禁运下的中国遭老大哥封锁，中共深感被苏共出卖了，于是发表《九评》论战，中国启动“59·6工程”。周总理指示钱三强调集留美欧的中国科学家，“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”搞“两弹一星”。    1959年5月1日～11月底笔者被派往原子能所搞中子仪，其中新技术是6～1200V的半导体／铁氧体DC—DC电源。6月参加了Ⅱy6Ha 12国联合核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回国报告会，讲发现证实质子有结构的反∑负超子。主持该会的钱三强副部长兼所长总结说：“做3件事：培养自己的专家，研发自己的仪器，组建自己的工业!”这与当时充满苏联专家、苏联仪器、苏联技术的环境大相径庭!回厂才大悟，这是“59·6”首发式。我厂因苏联封锁而停工。    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，1966年实现了导弹核打靶，1967年爆炸了氢弹，1970年发射了“东方红”卫星，同年核潜艇下水。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。周总理主持的“59·6”政绩工程，虽使我们基层非常艰苦，但得到了自己创新的机会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!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证明，外来危机是“创新国家”的机会。3 创新机会是经历的积累——政绩工程的科学内涵决非一蹴而就    以上述“放射性”而言。它是文明进入亚原子(sub—atomic)世界的里程碑，其突出应用是核能——结束第2次世界大战的关键与解决2l世纪能源危机与地球变暖的手段!实验与理论开端分别是Pierre与Marie Curie(1903／l911Nobel奖)发现放射性；Albert Eilastein(192lNobel奖)、Niels bohr(1922 Nobel奖)、Wemer Heiseilberg(1932 Nobel奖)、ErwinSchrodinger—Paul Dirac(1933 Nobel奖)、Max bmn(1954 Nobel奖)创立相对论一量子力学。实验发现放射性“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”，但Wolfgang Pauli(1945 Nobel奖)反对，认为放射性“消失的能量”是被“不可探测”的中微子带走的。据此，Enrico Fermi(1938 Nobel奖)用量子力学说明了放射性衰变的能谱，并用中子轰击核，人造放射性新元素即“20世纪炼金术”。Liese Meitner(Wolf奖)与Otto Hahn(1944 Not)el奖)用“Fermi炼金术”，发现铀核裂变产生新元素核，放出的能量是Einstein预言的质量亏损能，是化学能的100万倍!

    Meitner的博士学生王淦昌(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奖)对放射性的核心问题“不可探测”中微子提出巧妙探测方法；Frederick Reins(1995Nobel奖)与Raymond Davis(2002 Nobel奖)先后用王淦昌法探测到中微子。接着李政道一杨振宁(1957 Nobel奖)提出量子力学宇称守恒定律有破缺；吴健雄(1978 Wolf奖)用精巧的放射性实验证实了。Shelderl Glashow—StevenWeinberg—Abudu Salam(1979 Nobel奖)在杨振宁一Mills的“规范场”和李政道一杨振宁发现基础上，提出放射性衰变作用力的量子场论，预言了作用场粒子的质量；物理学家Carlo Rubbia与电气工程师Simon van de Meer(1984 Nobel奖)用庞大的实验工程证明了。    100多年来有这么多大科学家的努力，才搞清楚这放射性的自然规律；但是，直到现在，科学家还没发明改变放射性衰变半衰期的技术。    所以，文革支左军长基地新司令的命令是行不通的。然而，这恰恰是我国工业与工程史中常有的现象——“长官意志”的“政绩工程”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4 2008：“金融海啸”全球实行凯恩斯主义怀念马克思主义    2008“全球金融海啸”规模之大，伤害之深，比1929年美国引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2008年秋股市暴跌，不但席卷全球，而且涉及产业纵深的各层面。“全球金融海啸”爆发后，美国政府首先宣布用7000亿美元“救市”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头到首当其冲的珠三角与长三角等基层调查，一致决定用40 000亿人民币拉动内需来“救市”。接着，11月27日欧盟为救27国之市场，集资2 000亿欧元。于是，全球实行凯恩斯主义(Keynesian)，政府举债，创造投资，提高就业，拉动消费。虽然，1929年大萧条、1972年石油危机时期，凯恩斯主义不成功，但1983年里根的“星球大战”凯恩斯主义——Reagenomics很成功，而中国政府干预经济危机往往是成功的。“全球金融海啸”更令人们普遍怀念马克思主义，反思马克思一恩格斯深刻论证过的自由经济的弊端！

5 冷静看待国际舆论褒华贬美论救市    2008年11月15日，布什总统发起20经济大国首脑会议G20，共商应对“金融海啸”。对此，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者Paul Krugman并不认同，他因“把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学结合在一起”而得2008 Nobel经济奖。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布什政策造成的，主张改革国际金融体制与加强监管。他对中国政府宣布巨资“救市”予以高度评价，认为中国开始发挥国际金融影响，因为G1～G8都是发达国帮助发展中国家，而G20是发展中国家，特别是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的中国，被邀请来帮助发达国。在紧接的APEC首脑会议和12月5日结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(Strategy Economy Dialogue)上得到淋漓尽止的发挥。    在Nobel桂冠经济学家的盛赞与国际峰会盛誉之下，正视我国经济，是乏自主知识产权的落后经济，却不乏乐见于GDP持续高增长而沾沾自喜的宏观经济学家，与称道“中国制造”的院士。这与1958年从上到下贯彻“三面红旗”硬拉GNP，不惜代价地群众炼钢铁1070万吨等“跃进”等严重违反自然定律的行政命令不无干系。发展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，就完全是政府行为的经济了；所以，微观经济规则与标准没有市场发育的过程，其执行与监督机制更加不全。6 2009：40000亿投资最有价值的是全民教育与职业培训    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有“3大发明”：1)王选发明“汉字库压缩编码芯片和电脑激光排版技术”，2)吴敬琏提出“体制改革重于技术发明”，3)厉以宁提出“股份制改造国企与土地所有权流转改造城乡二元制”。这好比改革开放的“柴可夫斯基、门德尔松、贝多芬的3大小提琴协奏曲”。一路西去建大三线大军中的笔者看来，中国人演奏这3部工业“协奏曲”，不缺“独奏明星”，不缺“指挥大师”，缺的是训练有素的“弦乐队”——技工、技师、技术员、工程师，“管乐队”——车间管理、企业管理，以及“打击乐队”——市场中介与贸易专家。 “乐手们”的“读谱、听力、运气、用舌、指法、弓法、节奏、和谐、乐感”等基本功是需要“十年寒窗苦”的投资的，这正是这次40 000亿“救市”中最有价值的投资——市场建设中的标准化。